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

发布日期:2014-12-11

【作者介绍】

  王缉思,现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社会兼职有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中国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目前受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环球学者”(2011-2015年)。

  王缉思的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亚太安全。著有《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多元化与统一性并存: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和唐士其共同主编)、《中美战略互疑:应对与解析》(与李侃如合著)等。近年来发表的英文论文包括《中国大战略求索》,发表于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2011年第3-4期,中文论文包括《东西南北,中国居“中”——一种战略大棋局思考》(《世界知识》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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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宏观视角——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全方位视角解读中美关系。

  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拨开外交迷雾,看清当前的国际局势。

     指导作用——帮助我们了解全球大势、看懂国际纠纷后的大国博弈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新阶段。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值得思考。未来,中美能否避免对抗,实现稳定合作与发展?大国冲突的前车之鉴为中美关系提供了哪些启示?中美能否成功构筑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解读,从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生动梳理了中美关系的过去,剖析了中美关系的现在,并谏言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精彩文摘】

  中美各自面临的全球挑战与机遇

  在上述全球趋势下,中美两国面临着一些共同或类似的外部挑战和机遇,而这些挑战与机遇又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即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归纳起来,两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全球治理问题有几种相同点和不同点。

  同一种趋势,不同的挑战——以跨国移民问题为例

  跨国人口流动是全球发展趋势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但对中美两国的政策含义十分不同。

  中国已经成为劳务输出大国。据官方数字显示,目前在海外务工的中国公民超过80万。但考虑到统计误差及不正当出国等因素,估计中国海外劳工有近300万之多。中国关于海外劳工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相应的法律援助也一直缺失。不少中国劳工在国外被拖欠工资并遭遇行业歧视。

  据报道,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大陆已有200万人拿到了美国绿卡,40万人取得了加拿大国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布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蓝皮书称,自1978年以来,中国向海外移民总数达450万人,其中赴海外留学的107万人中,仅有27.5万人回国,70%以上的留学生流失海外。2011年,中国对各国的投资移民总数超过一万人;其中向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加拿大和美国。同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 人,其中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 017人。在技术移民方面,中国对世界主要几个移民国家的永久性技术移民超过4万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人非法入境、在境内非法居留现象日趋严重。朝鲜人、越南人非法越境继而非法居留的人数最多,而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和一些非洲国家人员持有效签证入境而滞留不归的人数,也在逐年增长。截至2010年年底,在中国境内有短期和长期居留权的外籍人员已达102万人。

  对于中国来说,朝外和朝内两个方向的人口迁移,都构成了强大的经济推动力和社会流动性,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同时,机遇中蕴藏着巨大的挑战。在出境方面,如何进一步保护中国海外劳工、移民、留学人员的权益,如何减少人才流失,吸引“海归”回国,如何防范资本外逃造成的损失,如何吸引高收入人群、高技术人才在国内投资及就业、创业,都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在所有国家中,美国是对中国资金与人才最有吸引力的国家。在入境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而老龄化趋势严重,国内劳动力短缺、人才缺乏的现象日益凸显;在华外籍人数迅速增加,也带来诸多的管理难题。此外,跨境犯罪如贩毒、武器走私、恐怖活动、宗教渗透、民族分裂活动等,也都构成日益复杂的安全威胁。

  尽管中国向海外的劳务输出人数越来越多,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非法移民,但其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在全球的国际劳工和移民中所占的份额都很小。同时,中国海外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去发展中国家的。随着国内部分地区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出现,预计中国人口向外移民的数量不会持续增多。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不如日本和俄罗斯严重,但已同某些欧洲国家类似,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要突出一些。在完善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关切会越来越多。

  美国的移民问题同中国有很大差异。自美国建国以来,其就一直是一个移民国家。作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美国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外来移民。在过去6年中,美国人口增加了2 000万,其中60%是国内自然增长,40%是外来移民。此外,少数族裔目前占美国人口的1/3,而且其生育率远高于非拉美裔白人的生育率,预计10年后将占美国人口的40%。美国相当理想的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口年龄结构,主要得益于大量吸收新移民。移民是美国社会的生机所在,接纳移民是美国传统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如果过分限制移民,美国人口结构将老化并面临劳动力短缺。

  与此同时,移民问题又是当今美国极具争议的主要政治难题之一。历史上的美国曾以“民族大熔炉”而自豪,但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以欧洲移民为主的时代。美国建国后形成了所谓“瓦斯普”(WASP,即白种的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新教徒)的主流文化。近几十年来,美国移民的来源日趋多元化,许多少数族裔人群聚居,形成独特的文化社区,对美国的党派纷争和选举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对新移民强制同化,便有违美国的个人自由价值观,而且可能引起文化反抗;但如果对文化分裂听之任之,“马赛克”现象便会进一步蔓延和恶化。拉美移民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削弱了白人基督教文化甚至英语的主导地位。

  在一些非法移民聚集的大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等,新移民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往往享受不到平等待遇,成为美国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奥马巴任总统之后,高调宣布移民改革目标,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仍是如何让非法移民合法取得公民资格。也就是说,美国的移民问题集中于外来人口的美国“户口”问题,而基本上不存在人才外流、劳工输出问题。在处理跨国移民和人口流动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差异不会产生冲突。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愿景——以大国力量格局变化为例

  全球发展趋势中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未来大国力量格局的可塑性。人们习惯于从今天大国力量消长的惯性去推断未来,但这种习惯往往带来预测的失误。

  在大国实力消长方面相对比较确定的是,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在未来10年内,经济最多只能做到缓慢增长,其结果是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下降,欧洲和日本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也很难扩大。

  不过,断言美国已经或者即将衰落则根据不足。以美国的自然禀赋、人口结构、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如果不犯类似于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那样方向性的战略错误,同时能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力复苏是有希望的。但由于新兴大国经济发展迅速,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会缓慢下降。

  总体来看,未来10年,大国力量对比的最大可能性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能够得以保持,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引领世界潮流,但其充当“世界警察”的作用将会下降。在经济方面,欧盟与美国的经济总量比较接近。中国的经济总量会接近或超过美欧,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技术水平、教育水平远低于美欧。在经济总量方面,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远居美国、欧盟、中国之后。军事实力的前三名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就地缘政治影响而言,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印度名列前茅。新兴大国的文化软实力有所提升,但同美国、欧盟、日本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这种对大国力量对比的分析与预期,是本书编著者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所做的尽可能客观的描述。中美两国有影响力的战略家和政治主流,在一些宏观判断上有一定的共识,例如美国全球影响力相对下降、中国实力将继续崛起、欧盟与日本经济复苏缓慢、新兴大国总体力量上升等。但是,由于两国政治立场的差异,中美观察家和学术界对同一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愿景,强调不同的侧面。例如,中国官方几十年来一直强调世界的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在一般理解上,多极化自然意味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其他大国的相对强盛。于是,中国媒体关于美国实力下跌、中国崛起的报道比比皆是,也大篇幅报道美国国内的暴力事件、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抨击等对美国不利的消息;对冷战结束以来的俄罗斯和现任总统普京,中国人则充满赞扬;对伊朗、朝鲜等国敢于同美国对抗,朝鲜领导人受民众爱戴的新闻,也不惜篇幅予以报道。但是在美国方面,舆论界虽然承认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国际政治影响力不如从前,但同时会提到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及国力继续发展、创新能力超群的一面;谈到中国时,美国人一方面报道中国实力与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也不会忽略中国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美国媒体经常还突出报道俄罗斯国力中的弱项和国内政治的阴暗面。又如,中国媒体强调发展中大国的“群体崛起”和“联合自强”,而美国媒体突出描述的则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困难和“金砖五国”相互间的矛盾。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近著《战略远见》中,希望看到俄罗斯和土耳其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大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这在中国战略家眼里是绝不会出现的前景。

  尽管有如此大的认知差距,但中美两国领导层对当今世界战略格局和大国力量对比,都持有比各自国内舆论更为清醒而全面的认识。站在本国长远利益的立场上,他们也深刻认识到,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以及世界各大国对全球稳定和经济复兴的依赖,使大国对抗的代价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然而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现状,又使他们的这些清醒认识难以向公众明确表达,也难以为公众所接受。

  同一组治理难题,不同的解决方案

  当前的国际社会面临着三个层面的治理难题:第一个是个人和社交网络层面,第二个是超越国界的社会层面,第三个是国际和全球层面。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层面,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有相似之处,但理念和处理方式十分不同。中国强调个人自由应当服从社会秩序和国家意志,严格管理民间社团(即美国人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的“公民社会”)和宗教组织,反对国家分裂。中国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中亚等地发生的反政府“颜色革命”和2011年以来以“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中东政治动荡持强烈的警惕态度,反对西方国家干涉内政。美国政府虽然也关注网络安全等问题,并以国家安全和反恐为由限制美国公民的自由和隐私权,但就其政治原则而言,是认可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进行文化、宗教、意识形态渗透的。

  简言之,中国人倾向于认为中东、中亚、非洲等地区出现动乱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煽动、干涉,以及当地人照搬西方民主自由的错误行为;而美国人则将动乱归咎于当地统治集团的腐败、独裁及对民主权利的践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全球化中长期掩盖着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平等矛盾凸显。金融危机的后果开始向社会和政治领域蔓延,不仅出现了“阿拉伯之春”等乱象,相对发达的西班牙、希腊和以色列等国家也相继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英国伦敦还发生了骚乱。在亚洲,印度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腐败游行。2011年9月,美国民众发动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世界各地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使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讨论愈加激烈。

  未来几年,对全球治理的改革需求将愈加强烈。中国、美国同世界各国一样,都有改善全球治理,实现一个更加安全、公正、自由、繁荣的世界的诉求。但是,中美两国在如何推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改革方面,存在着认识和政策上的冲突。

  美国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看法,仍然基于几十年来一直奉行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坚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原则。从最近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等的签署,可以清晰看出其企图掌握全球政治经济资源和国际规则的“顶层设计”,突出劳工权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低碳经济等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规则,维护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但是,美国也注意到过去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在新的全球环境和新的全球力量对比下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进行改革。中国要求在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提出维系新兴经济体在其中占据相对优势的制度或规则,在金融、贸易、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寻求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的支持。可以预料,中美不同治理模式的竞争将趋于激烈,其实质是争取全球治理改革的话语权,集中表现为对国际规则的掌控、运用、阐释和创设。

  但是,中美在国际秩序和规则中的竞争,并非完全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世界政治、经济板块。美国同欧盟、日本等的发展模式和政治、经济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今日中国虽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但在若干方面已经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拉开了距离。

  首先,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潜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两倍于其他金砖国家,在未来10年中,这一差距可能继续拉大。中国现在的商品出口额是其他4个金砖国家总和的两倍,外汇储备是它们总和的三倍,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它们总和的两倍,占世界总排放量的30%。中国在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和稳定、保护知识产权、网络与太空安全、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等诸多方面承担了更多的国际义务。这不能仅仅被视为应对国际压力、改善国际形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中国以量力而行、权责对等的方式承担国际义务是促进自身长远利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其次,中国的经济结构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与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摩擦也在增多。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倚仗丰富的自然资源出口初级产品,而中国则需越来越多地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以大力发展制造业。基于国际分工以及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制造业,在中国形成了产业中心。如何借鉴这些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准并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是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关系中的重要环节。

  中国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南北关系理论思维和分析框架是有缺陷的。中国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处理南北矛盾、缩小南北差距的根本途径,是要打破和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中国政府对南北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却显著的变化。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和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都号召“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却将这一提法改为“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此后,中国官方正式文件不再强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和全球性问题治理,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理解为,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非完全不公正、不合理,但是需要改革。这份系统阐述中国对世界看法的白皮书还指出:“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为更多国家提供了通过经济发展和互利合作实现振兴的历史条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也可以理解为,在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只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在新的全球环境下既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也必须寻求深层次的合作。从客观上说,中美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汇合点多于冲突点。能否避免对抗,实现合作共赢,还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远见和政治智慧。



转自 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shuxun/20141205117116_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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