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2

2011年11月19日至20日，“中日青年安全保障对话”第一次研讨会在国际关系学院C105举行。该对话由东京财团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旨在邀请两国青年学者共同探讨中国崛起背景之下的东亚安全形势及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来自庆应大学、法政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六位日本学者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七位中国学者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心副主任朱锋教授和庆应大学副教授、东京财团研究员神保谦博士共同主持。

在为期一天半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地区安全的未来、中日两国的国防政策、东北亚与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及中日双边安全合作的前景等六大主题展开了讨论，并就双方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一、权力转移与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

未来二十年中，亚太地区各国发展速度的差异，将为这一地区带来明显的权力转移。由东京财团资助研究的《面向中国的日本安全战略》报告显示，至2030年，中、美、日三国的名义GDP总量之比将达到6:5:1.5；在军费开支上，中美之间的差距也将由目前的1:6缩小至1:2，印度、韩国、东盟地区的军费将超过日本。神保谦博士认为，这种情况意味着日本的安全观念必须转变，但究竟应在“制衡”和“妥协”之间做何选择，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朱锋教授表示，单独以GDP总量排名来衡量权力转移的程度是片面的，近两年对中国外交“日趋强势”的判断，更多的是基于“大国崛起必然导致战争”这一悲观心理而产生的过度解读。中国的基本对外战略并未发生改变，但日益增长的实力、国内尚未完成的民主转型以及民众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 确实会使中国的外交行为趋于强硬。中美两国之间可能会发生某种“大交易”，即中国以对美国在东亚区域地位的承认，来换取美国的“战略让步”，然而，这有赖于双方在基本原则上达成共识。排斥中国的地区安全架构将加剧安全困境，而类似“东盟方式”等灵活务实的地区安全模式可能更为可取。

与会的中国学者表示，与挑战国际秩序相比，刚刚迈入现代化门槛的中国，更多地需要解决国内的诸多问题，担忧所谓“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在外交决策方面，分散的决策参与者、官僚化的决策程序和相对年长的领导集团，使最终出台的外交政策趋于保守中平，连续持久的决定性政策较少，结果是中国对于许多国际问题常常“没有态度”，而非外界设想的那样日趋强硬。

二、维护地区安全的不同路径

神奈川大学的佐桥亮副教授认为，随着朝鲜问题日趋突出及中国影响力的上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已经加强。同时，在东南亚出现了围绕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地区合作机制。面对未来不确定的中美关系，日本政策的目标在于维护本土安全、与亚洲加强相互依赖、以及维护自由的国际秩序， 实现途径有遏制、软制衡和整合三种。他特别强调，在东亚实现对中国的集体制衡是不可能的，但需要将秩序建立在共有观念之上。“软制衡”这一概念引起了中国学者的特别关注。与会的日本学者解释说，“软制衡”的目的不在于围堵中国，而是为多层次的地区合作创设有利环境。靠硬制衡来直接与中国对抗不现实，日本也并不担心中国会进攻其本土，但其长远安全考虑，仍是要“拉住”美国在东亚的力量。完全放弃制衡，与中国进行合作目前仍是不可想象的。

清华大学的孙哲教授指出，长远来看，解放军和五角大楼的长期政策方向是相冲突的。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美国“重返东亚”，加之时隐时现的地区热点问题，都构成了对东亚安全的挑战。长远看来，以中、美、日三国为基础的地区安全共同体将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就“中国将在何种条件下接受中日美三国同盟的设想？”这一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朱锋教授指出，目前的东亚形势正在变得日益不安全，但不能放弃对话。

三、中日两国的新国防政策

来自日本防卫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高桥杉雄介绍了日本2010年《国家防卫计划大纲》和2011-2015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主要内容。“动态防卫力量”是日本新国防政策的核心概念。区别于以往的“平时待命，有事动员”的国防指导原则，“动态防卫”主张在日本周围进行连续的、稳定的防卫行动，如情报侦察等，强调快速反应与灵活机动，以适应非传统安全任务的需要。

于铁军副教授指出，与日本类似，非传统问题同样是困扰中国的重要国际安全关注。《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所提到的“和平时期武装力量的运用”中，维稳、救灾、亚丁湾护航等非传统安全任务占有很大比重。中国认为，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复杂性、敏感性趋于明显。新时期中国国防政策的目标，在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国防和武装力量现代化；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两国学者均表示，去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暴露出中日两国在危机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尽管双方早已设立了总理之间的热线，但危机期间一直没有使用，双方的外交活动也未见成效，于铁军副教授将其称为“危机管理的危机”。领土主权问题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旦危机升级，双方的领导人都无法承担让步所带来的国内政治风险，因此必须慎重行事。

四、加强东北亚安全合作

神田外语大学的阪田恭代教授从日本的角度，将东北亚的安全合作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已经发展成熟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第二层为正在发展中的地区安全协作架构，如六方会谈、中日韩三边协作框架等；第三层是尚未发展起来的东北亚合作机制，以欧盟、ARF为某种蓝本。她提出，中日加强在东北亚的安全合作，可以有多种方式，如加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危机管理合作及互信机制建设；通过六方会谈推动朝鲜弃核；发展中日韩三边合作，或由中日韩两两之间举行双边合作；以“北约-俄罗斯”模式建设美国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关系等。

外交学院的王帆教授则分析了在东北亚建设一个安全共同体的阻碍、可能性与步骤。他指出，在当前，双边与多边的安全安排可以在东亚的安全架构中并存，但长远来看，一个多边的安全共同体将取代现有的安全架构。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新的安全机制尚未制度化、新旧安全模式的冲突、推动新安全观的国家的自身实力的加强，构成了在当前建设安全共同体的阻碍。然而，有四点现象表明，安全合作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其一是东盟与中国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其二是建立覆盖政治制度相异的国家的安全机制是可能的，其三是地区大国之间的合作多有机会，其四是中美合作尚有巨大空间。王帆教授认为，在未来，该地区的安全合作将经历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并存、双边与多边平行互动，并最终由一个多边安全共同体取代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

两国学者都认为，朝鲜问题是当前东北亚地区最为迫切的安全问题。日本学者十分关心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中发挥的作用。王帆教授指出，许多国家希望中国在六方会谈中能发挥特别的影响力，同时遵循美国的行为方式，但这两者是无法同时进行的。中国正在推动朝鲜进行改革，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为朝鲜提供切实的安全保证。朱锋教授指出，为应对朝鲜问题，中韩两国正在加强军事互信机制建设及军事合作，对此，日本和美国应当乐见其成。

五、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

日本法政大学的汤泽武副教授分析了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在权力转移时代的作用。他认为，东盟地区论坛从建立至今，主要的作用仍是一个安全对话论坛，起到的是维护地区既有秩序的作用。面对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环境，东盟地区论坛更应当扮演秩序创设者的角色，主要议程为：推动有意义的军事互信机制建设；促进切合实际的预防性外交；推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的国家间合作。这样一种角色的实现，有赖于大国之间的合作，中国的态度尤为重要。如果中国能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地区安全机制，则会增加中国和平崛起意愿的可信性。

査道炯教授指出，多边安全对话的议程设置往往过多地受到媒体的影响，所谓“挑战”可能更多地是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关注焦点，而非地区各国的实际安全需要。并且，类似于“东盟+n”的多边安全论坛，更多地是一种政策宣示的场所。然而，这样的多边对话又是无法替代的，因为任何双边形式的对话都不可避免地会承担更多的公众期望。关于南海问题，查教授认为，这一地区对所谓“海上航行自由”的影响与现在所吸引的关注并不相称，美国在中国附近海域进行军事侦察，引起中国不满是很自然的。日本学者解释说，日本对南海表示关注，并不是担心中国会占领和控制整个南海或阻碍航行自由，而是因为一旦该地区形势紧张，可能会损害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此外，如果东盟国家在南海岛屿问题上对中国让步，则中国可能将这样的先例应用到同日本的东海岛屿争端之中，对日本不利。

朱锋教授认为，亚太地区安全需要更多地讨论两个问题，其一是以何为目的的安全，其二是安全如何实现。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可以理解日本的忧虑，但是目前希望改变现状的不是中国，而是越南、菲律宾等国，大国之间的矛盾和猜疑可能为这些小国提供更多机会。东盟地区论坛目前呈现出“后座驾驶”的趋势，根本原因还是大国之间缺少共识。

六、中日双边安全合作

中共中央党校的高祖贵教授分析了中日安全关系的近期变化和未来走向，认为美国“重返东亚”的安全政策，俄罗斯、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态度变化和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将会影响中日关系。日本的外交政策目标，从几年前的“在全球扮演更重要角色”转变为寻求在地区成为主要国家，带来了许多争端。在中国人眼中，中日是天然的竞争对手，中国应当做出反应而不是保持沉默。但是，未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仍将是防御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媒体和公众限制了政策选择，尽管国外认为中国正日趋强硬，国内却频频指责政府无所作为。这样的背景下，中日更需要加强危机管理的合作。要让热线电话产生效果，双方都要有能够正确理解对方意图的人，在双方军人无法坐下来讨论的气氛下，学者和智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日本防卫研究所的增田雅之高级研究员认为，在中日间发生权力转移、中国军事现代化成效显著的背景下，双方的安全合作在短期内需要应对的是“不测事态”，通过对话预防此类事态发生，建立沟通机制，并通过加强战略上的相互理解来避免危机升级。在中长期中，则要探讨权力转移背景之下建立国际规则与惯例的可能。海上安全合作对于中日关系至为重要，两国应推动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海上安全对话”。同时，中国目前海务管理力量的分散为中日两国协调行动造成了一定困难。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双边合作，以及双方学者之间的“二轨外交”或“1.5轨外交”将有利于双边利益的最大化，没有中国的地区机制是不可想象的。

总体来讲，中日两国学者都认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是两国的共同政策目标。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在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功能性合作（如军事交流、建立互信机制等）将有利于增进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促进共识的形成。然而，就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美国对东亚地区安全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的原则基础等问题，两国学者的意见尚有差异。双方商定，在明年1月于东京举办的第二次研讨会上，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