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1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举办第100期“北阁论衡”系列讲座，主题为“什么陷阱？大国衰落与战略收缩”。本场讲座由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政治学系教授约瑟夫・M・帕伦特（Joseph M. Parent）主讲，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归泳涛主持。

帕伦特教授指出，关于大国衰落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主流观点多持悲观判断，认为权力转移可能加剧安全竞争，国内政治失灵也可能阻碍国家及时调整，“修昔底德陷阱”即是这一思路的代表。对此，他认为，既有研究对大国衰落后的“战略收缩”（Retrenchment）关注不足，有必要重新审视国家在相对实力下降情形下的实际应对方式。

帕伦特将“大国衰落”界定为一国在大国总体GDP中的相对份额及排序持续下降，将“战略收缩”界定为国家主动降低大战略目标、减少维持既有外部承诺所愿承担的成本。收缩并不等同于绥靖或孤立主义，而是国家对军事、外交和经济资源进行的总体性调整。

在理论层面，帕伦特认为，大国衰落并不必然导致冒险行为，权力政治的约束往往会促使国家作出较为审慎的调整，因此战略收缩常常成为其最常见的回应。同时，衰落速度决定了收缩的程度与形式：衰落较缓时，国家更多通过削减开支、调整军力结构和推动制度改革等国内政策应对；衰落较快时，则更可能通过重新部署兵力、减少战略暴露和推动盟友分担责任等方式作出调整。此外，相对排名、盟友可得性、既有承诺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征服与防御的难易程度等结构性条件，也会影响国家的大战略选择。

在经验层面，帕伦特结合1870年以来的大国案例指出，战略收缩在63%至81%的相关案例中均可观察到。国家在识别相对衰落后，往往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推进不同程度的调整；衰落速度则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收缩的强弱及其政策组合。由此，他强调，大国衰落并不必然导向战争，适度收缩更有助于保存实力、缓解战略透支。

在互动环节，帕伦特与在场师生就国力衰落的衡量与感知、美国战略收缩的现实表现、结构性条件与地位政治的作用，以及收缩、改革与军事能力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供稿：施文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