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起源问题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关注的课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北大学者围绕该书的翻译出版情况、阅读此书对研究的启发以及关于“一战”起源的观察与疑问展开深入研讨。北大学者通过对战争原因的深入剖析、对战争和危机决策过程的清晰了解、对战争残酷性的切身感知、对战略思维的严格训练，带领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增进文明交流互鉴、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詹姆斯·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首版于1984年，是朗曼出版集团“现代战争的起源”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旨在系统考察拿破仑战争以降世界上爆发的主要战争的起源，如《日俄战争的起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欧洲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亚洲太平洋战场》《朝鲜战争的起源》《阿以战争的起源》《越南战争的起源》等，是一套很好的丛书。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书目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得以不断再版。乔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92年出版了第二版。1994年乔尔去世。2007年，另一位同样十分出色的国际史研究者戈登·马特尔将这本书更新到第三版。新版与老版相比，基本框架没变，叙述顺序略有调整，参考文献更新到了2006年前后。现在这个中文版是根据乔尔和马特尔共著的第三版翻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被读者喜爱的原因

近几年关于“一战”的书有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乔尔这本书在浩如烟海的“一战”研究中之所以被大家所喜爱，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一战”复杂原因的概括既颇为简洁，又相当全面和平衡。

北京大学出版社几年前曾翻译出版过另一本探讨“一战”爆发原因的书，即戴维·史蒂文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回首1914》。该书翻译成中文后只有不到10万字，写得也相当好，更为简洁。但由于篇幅所限，有些重要问题在该书中不能展开。

相比之下，乔尔的书大概有30万字，里面既有历史事实的叙述，又有研究史的演进情况，后面还附有20页左右的进一步的阅读文献，提供了一幅“一战”起源研究的路线图，可谓相当完整和系统。读者如想对其中哪个方面有进一步的了解，可以按照它所提供的路线图去继续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样篇幅的一本书，不长时间就可以看完，对“一战”起源的大致研究状况也就有了基本的了解。

通过阅读本书，可以体会到“一战”起源的复杂性、多元性，对我们头脑中既有的对战争爆发原因的某些固化、僵化或者说是简单化的解释模式会有一些冲击。

读完这本书后，关于“一战”爆发的原因，读者可能感觉脑子里原本清晰的答案变得混沌了，了解到其背景是如此复杂，有这么多的因素在战争的爆发中起了作用，才有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欲望，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就更可能走向深入。

本书是商务印书馆“战争与战略名著译丛”之第一部。之所以决定出版这样一套译丛，是因为感到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变得日益复杂，战争与战略研究如此重要，需要广大有知识、有想法、有兴趣的读者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这样更有利于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战略研究的健康发展。古今中外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对既往战争史、战略史的研究和总结，战略研究的水平才能提高，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才不至于横行，专业性的判断才有独立存在的空间。

迥异于其他历史学家的写作方法

乔尔是世界一流的历史学家，生前长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被认为是“一战”起源研究方面最好的国际史学家之一，但是他这本书的写法跟一般历史学家的写法不大一样。历史学家的通常写法是以时间为经来展开的，而本书的正文部分，除了第二章“七月危机”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叙述之外，其他章节都是按照作为“一战”爆发之原因的联盟体系与旧式外交，军国主义、军备与战略，国内政治，国际经济，帝国主义，以及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各国的社会心态等国际政治论题来展开的。

从章节安排来看，这更像是一部国际关系领域的著作。这样一种写法，对我们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来说感觉比较亲切。国际关系学者和历史学者一样关注“一战”，除了因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给世界政治和世界历史所带来的诸多颠覆性后果之外，“国际关系”这个学科的诞生也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前大学中是没有国际关系这门专业的，正是因为“一战”的爆发和大战所带来的惨烈后果，有关人士痛定思痛，1919年才在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关系讲座教授的职位，国际关系学才在大学中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学科。

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这不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所催生的吗？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当一部分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也是以“一战”为背景而得出的。相对于历史学家愿意用“一战”的“起源”的说法，我们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更愿意用“一战”的“原因”这种表述，试图从“一战”爆发中发现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各种因果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我们这些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宝贵的资料库。

我们现有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战争与和平研究里的核心概念，除了与“核武器”有关的核战略、核威慑、核军控、核外交等在“一战”中找不到外，其他的基本上都能找得到。对于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耳熟能详的一些理论，如同盟理论、势力均衡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相关性理论、攻防理论、转移视线理论、决策理论、错误认知理论、危机管理理论、政经关系理论、安全困境理论等，“一战”都可以提供诸多验证和发展理论的经验事实。

此外，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些大的理论争论，无论是结构重要还是单元重要，无论是国内政策至上还是对外政策至上，无论是制度偏好还是伟人偏好，也都可以从“一战”爆发的原因探讨中寻求经验支撑。而且，“一战”研究还不局限于研究战争爆发，其后战争的进程、战争的终结，以及战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影响，也都有大量东西可以总结。保罗·肯尼迪说过这样一句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如此多的数据，以至于你可以从中得出结论来支持任何一种当代战略家所提出来的假定。”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一战”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是一个宝贵而巨大的数据库，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我读这本书时第一点印象比较深刻的感受。

第二点感受比较深的是，同样是在研究“一战”的起源，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关注点和方法论有所不同。作为“一战”爆发的原因，如果说军备竞赛、同盟等方面的因素还可以做一些政治学的博弈论分析和模拟推演的话，那么1914年的社会心态因素则基本上没法用定量方法加以计算和测量。在书的结论部分，乔尔还是回到了历史学家的本色，指出政治学家“企图对1914年之前形势中的各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以便能够衡量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而且通过客观地评估力量均势来准确地显示是什么情况导致了这场大战”，但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这是非分之想，是无法做到的。政治学家对“一战”起源问题的讨论可能会给历史学家提供一些帮助，如提醒历史学家“关注一些他们可能低估的重要因素”，但历史学家还是觉得，关于“一战”起源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历史学家的事。观察该研究领域的一些较为晚近的研究成果，如对施里芬计划，以及对小毛奇、贝特曼、威廉二世、格雷等决策者的研究，其发展趋势似乎确如乔尔在书中所提示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解释最终将仍然存在于对欧洲统治者及其臣民心态的考察之中”。

第三点感受是，战略研究要做好殊为不易。人们常说，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人们很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且人们从历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可能是大不相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把“一战”的爆发主要归因为当时各国领导人的莽撞、懦弱和梦游，我觉得还不够。乔尔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引用法国政治思想家埃利·阿莱维的话说：“我们的政治家们的明智或者愚蠢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明智或者愚蠢”，并引申为“一代人的明智或者愚蠢也未必是下一代的明智或者愚蠢”。战略研究涉及的因素太多，尤其是围绕“一战”爆发这么多复杂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不同时代的人对之有不同的解读。

关于“一战”起源研究的观察及疑问

国外学术界现在一般的结论是：德国确实应该担负“一战”爆发的主要责任，但是其他各国也都有自己的责任，可以说是悲剧的共同制造者。不同国家在“一战”爆发当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过去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一战”起源研究的一个重点。现在可以说每个主要国家在大战爆发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有出色的专著对之进行深入讨论，关于英国的、德国的、俄罗斯的、法国的、奥匈帝国的、意大利的、塞尔维亚的都有。读者如果对某一特定国家与“一战”爆发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可以按图索骥，找相关书籍来看。

关于“一战”，人们已经研究了100多年，还有没有未经探讨的问题？当然还有，并且很多。2014年纪念“一战”爆发一百周年前后，各国学术界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之后相关研究也一直在继续。在美英大学开设的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类课程中，“一战”通常也被当作最重要的案例之一来加以讨论。2005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曾经旁听过斯蒂芬·范埃弗拉教授讲授的“战争的原因”课程，其所用最主要的案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2018年，我通过富布赖特项目再访麻省理工学院时，“一战”原因仍然是其学术关注的焦点。虽然围绕德国的战争责任和战争决策问题各国已经进行了长时期的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诸多有代表性的成果，但学术界仍然存在不少疑问，比如，德国当时真的没有别的政策选择了吗？德国当时面临的威胁有它所认为的那么严峻吗？后来大战的实际进程证明俄国事实上并非那么强大，难道就因为德国认为俄国的国力似乎在未来某个时间会赶上德国，就要下决心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以资借鉴。

文字：于铁军（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1579期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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