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首发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717期，作者：李寒冰，原文链接是：https://pku.ihwrm.com/index/article/articleinfo.html?doc_id=4857832

于铁军在办公室 　　吕宸 摄

2019年，于铁军在普林斯顿大学书店

于铁军与导师袁明教授在办公室交流

国际关系学院 B206办公室的门后，挂着一本“借书登记簿”。轻轻翻开，借书人、书名、日期，被一笔一划认真记录下来。

比起其他的办公室，这里更像一间不断生长的私人图书馆。书架早已放满，书本从墙边一路开疆拓土至地面，又堆叠至办公桌旁。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铁军，笑称自己的办公室是“书进人退”。

茶香与书香交织间，于铁军谈起这些年的淘书、藏书与读书经历：20世纪90年代北大 45楼、46楼旁热闹的周末书市，东京与新潟的旧书店，斯坦福附近按纸袋卖书的旧书市……从少年时代反复翻阅《参考消息》《世界知识》，到如今收藏两万余册中英日文书籍，阅读与藏书几乎贯穿了于铁军的求学、研究与教学生活。

一本东京的《安邱》，一段山东老家被尘封的抗战记忆

在东京的旧书店里，于铁军曾偶然发现一本名为《安邱》（即现在的安丘）的小册子。安丘与他的家乡昌邑同属山东潍坊，两地相邻。“我一翻看目录，里面正好有一篇涉及到我们县。”回忆起此时，他仍难掩兴奋。

这本书是战后由侵华日军“战友会”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记录了日军当年驻扎安丘、参与“扫荡”等活动的经历。书中详细记录了一场发生在家乡附近的战斗：日军如何行动、如何遭到伏击、具体伤亡情况……诸多细节，在现有军事研究史料中一直没有见到。“我们现在只知道当时打过一次仗，但具体怎么打的、发生了什么，很多内容已经缺少比较完整的记述。”这本书记录的，恰恰是于铁军家乡附近那段已经逐渐模糊的抗战历史。

后来，于铁军将《安邱》中的相关内容提供给家乡地方志部门，研究人员根据书中的日方视角记述，整理出一篇详细且新颖的抗战史文章，并在“红色潍坊”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不少读者感慨，第一次如此具体地从敌方史料中看到家乡抗战的真实情形。文章发表后不久即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注意到，臧教授的家乡诸城同样毗邻安丘、昌邑，且他长期关注抗日战争史，激动的臧教授马上联络于铁军借阅这本书。“他说想看看是否有诸城抗战的记载，因为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资料。”于铁军说。

发现这本书时，于铁军正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那段时间，他经常往返于东京的旧书店之间。《安邱》正是在东京高圆寺车站附近一家名为“都丸书店”的旧书店里被发现的。他回忆道：“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进店眼睛一扫，正好就摆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一本旧书，作为日本战后的私人印刷品，辗转留存在东京旧书店的书架上，而一位来自中国山东的青年学者，又恰好在多年后将它翻了出来。原本散落的历史碎片，也因此被重新连接起来。这样的相遇，需要缘分。

于铁军指出，学术研究的资料不仅包括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同样至关重要。许多旧书的重要价值，恰恰在于它们保存了宏观叙事之外的细节。尤其是日本战后由众多“战友会”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由于刊印数量有限、存世稀少，往往连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也未必有藏，却为今天的战争史尤其是微观战史研究保留了一手材料。这类资料不仅能够补充官方史料的空白，也为学者提供了从不同视角洞察历史、开展深入研究的可能。

类似的经历，也发生在他的学生身上。于铁军曾指导一位研究日本近现代著名记者和外交活动家松本重治的学生。在写作博士毕业论文遇到史料瓶颈时，于铁军偶然淘到一份罕见的内部资料，并推荐给她。凭借这些新的史料发现与深入研究，这位学生最终获得了早稻田大学的小野梓优秀博士毕业论文奖。

“淘书最大的意义，可能还是对自己、对学生的研究都有实际帮助。”于铁军说。

“一些顶尖大学周边的旧书是最好的”

在日本，他通过搜集旧书获得了难得的史料突破，而在美国访学期间，觅获的书籍则让他得以构建起更系统的学术框架。

2005年，于铁军首次赴美国访学，先后在斯坦福大学与哈佛大学各停留半年。在斯坦福访学期间，正赶上他所在的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CISAC）要将一座运行30余年的专业图书馆关闭，中心决定优先向研究人员和访问学者开放领取书籍通道。

于铁军回忆道，“我们第一波先拿，take free（免费带走）。”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背着双肩包前往该图书馆选书，兴奋得“感觉像过节。”国际安全、核战略、冷战史、地区安全研究等领域的大量专业著作，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

对于长期从事国际安全研究的学者而言，这些书籍不仅是基础的研究资料，更构成了进入学科内部的重要路径。他至今仍记得，一些书的借阅卡上还保留着许多学者的借阅签名，其中不乏学界的知名学者，这些名字后来也逐渐成为他在美国学界的重要链接人。麻省理工学院的傅泰林（Taylor Fravel）、斯坦福大学的大卫·霍洛威（David Holloway）等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都与他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交流。

在于铁军看来，书籍不仅承载知识，也构成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纽带。一本书讨论了什么问题、回应了哪些争论、在学科发展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阅读经验，会逐渐帮助学者形成对整个领域的整体认识。

除了专业图书馆，于铁军在美国找书的另一个主要渠道是大学周边的旧书市。“一些顶尖大学周边的旧书是最好的。”在他看来，这几乎是一条规律。顶尖大学聚集着大量教师和研究者，许多学者退休、搬迁或去世后，其私人藏书会陆续流入周边图书馆与旧书市场，其中往往包含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斯坦福大学所在地帕罗阿托（Palo Alto）的公共图书馆每月举办旧书义卖，常年不断。义卖后期，书籍往往改为“按纸袋计价”——满满一个大纸袋的书只需五美元。于铁军收藏的国际史巨擘、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兰格主编的“近代欧洲的兴起”系列丛书，大部分便是在这样的旧书市中购得。这套丛书系统梳理了近代欧洲数百年的历史进程，每一卷均由相关领域的重要学者撰写，内容细致且系统。后来，于铁军讲授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时，其中许多关于欧洲历史的知识框架和生动细节，正来源于这些长期积累的阅读。

“这是纸质书深度阅读的优势。”他说，“更系统，也更深入。”

在于铁军看来，相较于网络阅读的碎片化与即时性，纸质书所承载的往往是学者长期研究的成果。“很多学者一辈子可能就研究这样一个问题。能够留下来的，往往是经过长时间沉淀的东西。”

那一年，于铁军最终从斯坦福和哈佛海运回国 1500余本书，共装了30多个箱子。后来，他又在麻省理工学院访学期间运回 500余本书；2024年底再次赴美访学三个月，又带回约300本。多年累积下来，仅从美国带回的英文书籍便已达两千余册。

对于铁军而言，淘书从来不仅是收藏，更是在长期研究过程中，一点点建立属于自己的学术积累。

“批判性思考能力需要通过深度阅读获得”

尽管数字化阅读已经成为当下的重要阅读方式，于铁军依然认为，纸质书的阅读体验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

事实上，他本人也收藏了大量中、英、日文电子书，并长期阅读电子文献与 PDF资料。但在他看来，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异。

“我觉得纸版阅读获得感更强。”他说。这种“获得感”，首先来自纸质书所提供的阅读空间。读者可以在书页间来回翻阅，可以批注、折页、查阅目录与索引，也能够在不断回看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对一本书整体结构的理解。

于铁军认为，“有时候回忆一个内容，你会记得它大概在书的哪个位置。”相比之下，电子阅读虽然便利、高效，却更容易形成快速滑动式的信息接收。纸质阅读则保留了更多停顿、思考与反复咀嚼的空间。

“大学里最重要的，还是培养品位和批判能力。”而这种能力，很难通过碎片化阅读获得，“是通过深度阅读逐渐获得的”。它往往需要长期、深入地进入一个问题，在不同资料之间不断比较、辨析与思考，最终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解。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于铁军更加重视这种能力。AI可以帮助整理信息、生成文本，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正重要的往往不只是形式完整的答案，而是具体的问题意识、独立的思考过程以及建立在长期积累基础上的判断能力。

于铁军回忆，他的导师袁明教授曾强调，学习国际关系需要广泛阅读历史、地理、国际法等不同领域的著作。因为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一门具有高度交叉性的学科，它既需要全球视野，也需要本土关怀；要理解不同国家与文明，尽量避免狭隘与偏执。在他看来，阅读的重要意义之一，正在于帮助人们不断拓展理解世界的边界。

回顾自己这一代北大学生的成长经历，他感受到一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许多人后来虽然未必继续从事本专业，但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学习能力与阅读习惯。具体知识会不断更新，但通过长期阅读形成的学习能力、判断能力与持续探索世界的兴趣，却能够长久保留下来。

采访临近结束时，于铁军从书架间抽出一本薄薄的旧书。

“日本人对于中国事故，考察研究、成为著述者甚多。若亲历其境，就其所见，综合事务，加以解释，而又异于游记者，则殊罕见也。”他轻声诵读着书中的文字。

这段话出自《大陆之自然与风物》，作者是侵华战争时期的日军总司令、战犯冈村宁次。这本书中的地图、插图与文字，尽管以侵略者的视角展现，但仍为今天研究抗日战争及当时军事、地理的学者提供了重要资料。许多战争时期的书籍，虽然出自侵略者视角，却也保存了大量今天已难见的历史细节。“看你站在哪一面。”于铁军说。不同的立场，会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叙述，而研读这些书籍，则能帮助学者进入历史的复杂内部，并对当年“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中华全民族抗战，有更深切的体会。

窗外日光愈盛，阳光透过帘子洒在一排排旧书上。那些从北大旧书市、东京、斯坦福一路辗转而来的书籍，静静“倾听”着于铁军与记者关于它们来历和内容的交流。这些在不同国家、不同年代偶然“淘”来的书，在无形中串联起他的学术道路与人生轨迹。对这位国际关系学者而言，阅读不仅意味着获取知识，更是一种观察世界、理解历史的方式。

编辑：李方琦